
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,曾流传着一句话“三天不吃糠,心里没主张”,这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,太行山这道“天下之脊”成为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理想战场。1937年10月,八路军129师挺进晋东南,依托太行山逐步建立起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。然而,日军在根据地实行“三光”政策与经济封锁,进行残酷“扫荡”。雪上加霜的是,自1940年秋冬起,根据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旱灾、水灾、虫灾、雹灾等自然灾害。“几乎所有的树叶以及其他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。”“有的拿儿女换米吃,有的妇女寻出嫁对象以图一食……”在日军铁蹄与连年天灾的双重摧残下,太行山地区经济形势每况愈下,艰难到无法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育她的儿女,更无力支撑抗日将士的征战。
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和敌人的疯狂进攻,平均年龄约20岁的八路军将士,以野菜树叶充饥,开始了一场“舌尖上的抗战”,最终凭借勇气与智慧战胜了强大的敌人。这段艰苦历程是革命先辈用生命与鲜血书写的壮烈史诗,是中国人民抗战史册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。
刘伯承“吃砖头”
展开剩余87%1940年12月底,百团大战即将结束时,129师司令部进驻河北省涉县赤岸村。由于战事不断,天灾频仍,根据地物资极度紧缺,部队与群众面临严重的吃饭和饮水困难。比如涉县云平等地民众,需往返三四十里,甚至五六十里到清漳河驮水、担水。条件越是艰苦,刘伯承越是严格要求自己,坚持和战士同灶共食。八路军将士日常所食,多是黑豆面掺野菜、树叶蒸成的菜馍,因其又黑又硬,刘伯承风趣地称之为“吃砖头”。八路军总部首长来时,偶尔加一道炒粉条,就算是丰盛的一餐了。
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,参谋长李达担心师长刘伯承的身体,便劝道:“你是一师之长,要是躺下了,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。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事业,你应该吃点儿好的,加强点儿营养,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!”刘伯承听后笑着说:“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?可是,在这时候,以身作则的作用就大了。你看我的身体不好,我的适应性可强呢。我这个人哪,也怪得很,条件好,能过;条件差,也照样能过……在苏联学习时,整天面包、香肠、牛奶,回到上海,组织上千方百计地给我弄药。后来到了苏区,哪里去弄补药,这不是也过来了吗!现在能吃到南瓜汤、菜馍馍,就蛮不错了嘛。我们还是不要一点儿特殊化。”
在晋冀鲁豫边区,刘伯承领导军民克服无后方作战的不利条件,从太行到冀南,从山地到平原,广泛开展游击战争,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。辉煌战果的背后,是129师将士一天天“吃砖头”取得的。1938年2月至3月,129师在井陉长生口、潞城神头岭、涉县响堂铺连续对日军交通线进行了3次伏击,史称“三战三捷”。其中,响堂铺伏击战以击毁日军汽车181辆的战绩,创下抗战期间单次战斗击毁日军车辆最多的纪录。之后,刘伯承作出“人山”战略指示,提出游击集团思想。面对日军的疯狂“扫荡”,他又创造性地提出“敌进我进”的战略战术,指出,我们不能再退了,再退,就只有退到太行山上去吃石头了。129师广泛发动群众,组织武工队,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,彻底打破了日军“围剿”根据地的计划。
1942年12月,为了表彰刘伯承的功绩,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,中共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的抗日根据地,为刘伯承50寿辰举行庆祝活动。刘伯承虽不愿突出个人,也不同意浪费粮食,但仍选择服从中央团结鼓劲的决定。在庆祝大会上,邓小平高度肯定了刘伯承的优点,同时风趣地指出:“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?我想只有一个,就是他的一生,除掉工作读书之外,没有一点儿娱乐的生活。……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?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。”刘伯承登台致谢,并郑重表示:“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,做毛主席的小学生,为中国人民尽力。如果我一旦死了,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’12个大字,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!”
邓小平“吃苦”
邓小平之女邓榕(笔名毛毛)在撰写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时,曾问父亲:“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,也够不容易的吧?”邓小平听后只是轻轻一笑:“我没干什么事,只干了一件事,就是吃苦!”在创建和领导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,邓小平日夜操劳,耗尽心血;在生活上,则时时处处以身作则,严于律己,不搞一点儿特殊化。他每天坚持按定量供应吃饭,拒绝任何特殊照顾。即便在生病时,他也严词拒绝炊事员为他另做一碗汤面条的提议。
司令部驻地山上有很多榆树,1941年春天,由于粮食不够吃,群众不得不以榆钱充饥。邓小平的警卫员怕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怀孕营养不足,便爬上老乡的榆树捋了几把榆钱,想为她补充伙食。邓小平发现后追问来源,听完汇报,他毫不客气地训导道:“咱们困难,老百姓比咱更困难。越是困难,越要想着老百姓。不然的话,咱还叫啥子弟兵呢?赶快给老乡送回去!”警卫员遵命退还,并向老乡诚恳致歉。
粮食是一种特殊的战略物资。邓小平深知,必须以长期的“吃苦”来换取抗战的有利局面。他在《太行区的经济建设》一文中讲道:“谁有了粮食,谁就有了一切。战时粮食普遍缺乏。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。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,我们有了粮食,不但军民食用无缺,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,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。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,“增加生产、改善生活、准备反攻”的口号,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,推动了生产丰收。农忙时节,漫山遍野都是子弟兵与群众共同劳作的身影。
大生产运动时期,为激发生产积极性,邓小平制定了“奖勤罚懒”的制度。他在全边区生产动员大会上强调:“必须建立赏罚制度,在《命令》中规定,个人生产模范、劳动英雄,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。有些同志说,这是否过高了?我说不高。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,又不是贪污所得,是应该的。对于懒惰不积极的,要给予处分。懒惰、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。否则,赏罚不明,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。”后来,邓小平又将奖金提高为“200元到300元”。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上,邓小平还多次组织会议,加强部署和检查,指导生产工作如何具体开展,并亲自参加生产劳动,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。
左权“吃草”
“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,过去没有一个铜板,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,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,过去吃过草,准备还吃草。”这是1937年冬,八路军副参谋长、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在转战之余,写给阔别13年母亲的信。在民族危难之际,他唯一的信念便是舍身救国。
柿子,既是太行山区的珍贵特产,也是群众过冬的主要食物之一。来自湖南的左权,尤为喜爱秋日里那满山红遍的柿子。在他眼里,瑟瑟寒风中,柿子带给人们的是胜利的希望。1941年秋末,左权率领部队前往黄崖洞执行任务。乡亲们见部队经过,纷纷摘下柿子塞给战士,但行军队伍无一人停下。忽然,一个又大又黄的柿子滚落到草丛里。队尾的小战士周海山看见,便将柿子捡起来,悄悄装进了口袋。部队翻过山头后,短暂休息待命时,他将柿子放在左权的文件包上便想离开。左权发现后叫住他,询问柿子来历。周海山恳求道:“首长,你不是喜欢太行山的柿子吗?就尝尝鲜,压压饥吧。”左权语重心长地说:“眼下正是抗战的艰苦时期,老百姓把粮食支援了部队,而自己却要吃粗糠和柿子过冬。多好的群众啊。”“我们部队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这捡来的柿子你看应该怎么处理?”小海山眼眶噙满泪水,拿起柿子,转身向来的方向跑去。
左权是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。毛泽东称赞他是“神枪手”,是“两杆子”都硬的将才。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左权,没有一日离开过前线。他协助朱德、彭德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,最终血洒太行山。1942年5月25日凌晨,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涉县南艾铺一带。激战中,左权曾有数次脱险的机会。以他的职务,完全可以先行撤离,但他坚持留下来,主动承担起掩护总部撤退的重任。彭德怀突围后,左权拒绝了警卫连长的再三恳求,坚持组织最后的突围。当时,他已经冲上了十字岭,翻过山梁就是安全地带,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坚守阵地,一面组织寻找机要人员,一面指挥大家躲避轰炸。当第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炸响后,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,左权此时只要卧倒,便可避开致命的弹片。但他只顾指挥机要人员隐蔽,将个人安危全然置之度外。当第二颗炮弹落下时,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山垭口。37岁的左权,用生命践行了其“吃草”的革命信念。
战士们“吃两顿饭”
抗战期间,一天只“吃两顿饭”的艰苦生活,始终伴随着八路军将士。1938年12月1日,八路军总部下发通知:“各部于本日起改食两餐。”百团大战进入最激烈阶段,“有的部队在二十几个昼夜的战斗中,很少吃到一顿饱饭,没有睡过一宿足觉,有时一天只喝两次南瓜汤。有的战士一连负伤两次,仍然不下火线,有的民兵只背了两个南瓜,就跑来参战。”这些正值青春、最需营养的年轻人,普遍面黄肌瘦,却仍要日夜连续作战。尤为可贵的是,每逢灾荒,部队总将群众放在首位,口粮一减再减。
1943年8月1日,129师发出《关于为生产节食、渡过灾荒,迎接胜利的命令》:“从八月十五日起,即实行减发粮食。第一期:八至十月,战斗兵团每人每日发一斤五两,县区游击队一斤三两,后方机关一斤二两。第二期:十一月至明年三月,战斗兵团每人每日发一斤三两,县区基干游击队一斤一两,后方机关一斤。第三期:明年四月到麦收,战斗兵团每人每日发一斤,县区基干游击队十五两,后方机关十三两。”司令部“军人大会”决议:自8月1日起,每人每日再节约小米三两,菜金全部节约,完全由自己种菜解决。进入秋季,粮食供给愈发艰难,部队普遍以野菜代粮,终日以野菜粥果腹。正因为长期“吃两顿饭”,整个部队虽处于半饥饿状态,但他们依旧军纪严明,对群众秋毫无犯。
自1940年起,根据地逐步推行了生产自救、减租减息、精兵简政及整风运动等一系列举措。1943年1月25日,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,掀起了根据地再发展的高潮,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。刘伯承种南瓜,邓小平种白菜,仅有一条手臂的蔡树藩则带领政治部同志深入田间助耕劳动。指战员一手拿枪,一手拿锄,“敌人来了就打,打退敌人就生产”。战士们和群众还总结出80多种野生植物及其不同的食用方法,并采用“围歼”的战术来扑灭蝗虫,以战胜天灾、弥补粮食不足。与此同时,129师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商议,决定修建漳南大渠,把清漳河水引上太行山。边区政府拨出160余万元(冀钞)以工代赈,35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浇田,每年增产粮食70万斤。群众深情地称之为“救命渠”。
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,有力支持了持久抗战。129师非但未被天灾和日军所困,反而不断发展壮大,从最初的9000余人,发展为具有30万正规军和40万民兵的部队。邓小平在太行首届群英大会上指出:“太行山是这样穷的地方,不断受日军奸烧杀的摧残、奸细和国民党特务从内部的破坏,还连续遭到几年灾荒的袭击。可是,我们克服了多种困难,养活了这许多军队。……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!”这些食不果腹的将士,用血肉之躯和顽强斗志,战峰岭,跃平原,发起大小战役战斗3.1万多次,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,创建了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。
文章来源:《文史精华》2025年第12期
作 者:张献伟
责任编辑:刘迪 冯雅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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