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，曾流传着一句话“三天不吃糠，心里没主张”，这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太行山这道“天下之脊”成为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理想战场。1937年10月，八路军129师挺进晋东南，依托太行山逐步建立起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。然而，日军在根据地实行“三光”政策与经济封锁，进行残酷“扫荡”。雪上加霜的是，自1940年秋冬起，根据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旱灾、水灾、虫灾、雹灾等自然灾害。“几乎所有的树叶以及其他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。”“有的拿儿女换米吃，有的妇女寻出嫁对象以图一食……”在日军铁蹄与连年天灾的双重摧残下，太行山地区经济形势每况愈下，艰难到无法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育她的儿女，更无力支撑抗日将士的征战。
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和敌人的疯狂进攻，平均年龄约20岁的八路军将士，以野菜树叶充饥，开始了一场“舌尖上的抗战”，最终凭借勇气与智慧战胜了强大的敌人。这段艰苦历程是革命先辈用生命与鲜血书写的壮烈史诗，是中国人民抗战史册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。
刘伯承“吃砖头”
展开剩余87%1940年12月底，百团大战即将结束时，129师司令部进驻河北省涉县赤岸村。由于战事不断，天灾频仍，根据地物资极度紧缺，部队与群众面临严重的吃饭和饮水困难。比如涉县云平等地民众，需往返三四十里，甚至五六十里到清漳河驮水、担水。条件越是艰苦，刘伯承越是严格要求自己，坚持和战士同灶共食。八路军将士日常所食，多是黑豆面掺野菜、树叶蒸成的菜馍，因其又黑又硬，刘伯承风趣地称之为“吃砖头”。八路军总部首长来时，偶尔加一道炒粉条，就算是丰盛的一餐了。
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，参谋长李达担心师长刘伯承的身体，便劝道：“你是一师之长，要是躺下了，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。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事业，你应该吃点儿好的，加强点儿营养，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！”刘伯承听后笑着说：“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？可是，在这时候，以身作则的作用就大了。你看我的身体不好，我的适应性可强呢。我这个人哪，也怪得很，条件好，能过；条件差，也照样能过……在苏联学习时，整天面包、香肠、牛奶，回到上海，组织上千方百计地给我弄药。后来到了苏区，哪里去弄补药，这不是也过来了吗！现在能吃到南瓜汤、菜馍馍，就蛮不错了嘛。我们还是不要一点儿特殊化。”
在晋冀鲁豫边区，刘伯承领导军民克服无后方作战的不利条件，从太行到冀南，从山地到平原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。辉煌战果的背后，是129师将士一天天“吃砖头”取得的。1938年2月至3月，129师在井陉长生口、潞城神头岭、涉县响堂铺连续对日军交通线进行了3次伏击，史称“三战三捷”。其中，响堂铺伏击战以击毁日军汽车181辆的战绩，创下抗战期间单次战斗击毁日军车辆最多的纪录。之后，刘伯承作出“人山”战略指示，提出游击集团思想。面对日军的疯狂“扫荡”，他又创造性地提出“敌进我进”的战略战术，指出，我们不能再退了，再退，就只有退到太行山上去吃石头了。129师广泛发动群众，组织武工队，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，彻底打破了日军“围剿”根据地的计划。
1942年12月，为了表彰刘伯承的功绩，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，中共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的抗日根据地，为刘伯承50寿辰举行庆祝活动。刘伯承虽不愿突出个人，也不同意浪费粮食，但仍选择服从中央团结鼓劲的决定。在庆祝大会上，邓小平高度肯定了刘伯承的优点，同时风趣地指出：“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？我想只有一个，就是他的一生，除掉工作读书之外，没有一点儿娱乐的生活。……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？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。”刘伯承登台致谢，并郑重表示：“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，做毛主席的小学生，为中国人民尽力。如果我一旦死了，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’12个大字，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！”
邓小平“吃苦”
邓小平之女邓榕（笔名毛毛）在撰写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时，曾问父亲：“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，也够不容易的吧？”邓小平听后只是轻轻一笑：“我没干什么事，只干了一件事，就是吃苦！”在创建和领导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，邓小平日夜操劳，耗尽心血；在生活上，则时时处处以身作则，严于律己，不搞一点儿特殊化。他每天坚持按定量供应吃饭，拒绝任何特殊照顾。即便在生病时，他也严词拒绝炊事员为他另做一碗汤面条的提议。
司令部驻地山上有很多榆树，1941年春天，由于粮食不够吃，群众不得不以榆钱充饥。邓小平的警卫员怕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怀孕营养不足，便爬上老乡的榆树捋了几把榆钱，想为她补充伙食。邓小平发现后追问来源，听完汇报，他毫不客气地训导道：“咱们困难，老百姓比咱更困难。越是困难，越要想着老百姓。不然的话，咱还叫啥子弟兵呢？赶快给老乡送回去！”警卫员遵命退还，并向老乡诚恳致歉。
粮食是一种特殊的战略物资。邓小平深知，必须以长期的“吃苦”来换取抗战的有利局面。他在《太行区的经济建设》一文中讲道：“谁有了粮食，谁就有了一切。战时粮食普遍缺乏。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。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，我们有了粮食，不但军民食用无缺，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，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。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，“增加生产、改善生活、准备反攻”的口号，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，推动了生产丰收。农忙时节，漫山遍野都是子弟兵与群众共同劳作的身影。
大生产运动时期，为激发生产积极性，邓小平制定了“奖勤罚懒”的制度。他在全边区生产动员大会上强调：“必须建立赏罚制度，在《命令》中规定，个人生产模范、劳动英雄，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。有些同志说，这是否过高了？我说不高。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，又不是贪污所得，是应该的。对于懒惰不积极的，要给予处分。懒惰、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。否则，赏罚不明，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。”后来，邓小平又将奖金提高为“200元到300元”。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上，邓小平还多次组织会议，加强部署和检查，指导生产工作如何具体开展，并亲自参加生产劳动，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。
左权“吃草”
“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，过去没有一个铜板，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，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，过去吃过草，准备还吃草。”这是1937年冬，八路军副参谋长、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在转战之余，写给阔别13年母亲的信。在民族危难之际，他唯一的信念便是舍身救国。
柿子，既是太行山区的珍贵特产，也是群众过冬的主要食物之一。来自湖南的左权，尤为喜爱秋日里那满山红遍的柿子。在他眼里，瑟瑟寒风中，柿子带给人们的是胜利的希望。1941年秋末，左权率领部队前往黄崖洞执行任务。乡亲们见部队经过，纷纷摘下柿子塞给战士，但行军队伍无一人停下。忽然，一个又大又黄的柿子滚落到草丛里。队尾的小战士周海山看见，便将柿子捡起来，悄悄装进了口袋。部队翻过山头后，短暂休息待命时，他将柿子放在左权的文件包上便想离开。左权发现后叫住他，询问柿子来历。周海山恳求道：“首长，你不是喜欢太行山的柿子吗？就尝尝鲜，压压饥吧。”左权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眼下正是抗战的艰苦时期，老百姓把粮食支援了部队，而自己却要吃粗糠和柿子过冬。多好的群众啊。”“我们部队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这捡来的柿子你看应该怎么处理？”小海山眼眶噙满泪水，拿起柿子，转身向来的方向跑去。
左权是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。毛泽东称赞他是“神枪手”，是“两杆子”都硬的将才。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左权，没有一日离开过前线。他协助朱德、彭德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，最终血洒太行山。1942年5月25日凌晨，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涉县南艾铺一带。激战中，左权曾有数次脱险的机会。以他的职务，完全可以先行撤离，但他坚持留下来，主动承担起掩护总部撤退的重任。彭德怀突围后，左权拒绝了警卫连长的再三恳求，坚持组织最后的突围。当时，他已经冲上了十字岭，翻过山梁就是安全地带，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坚守阵地，一面组织寻找机要人员，一面指挥大家躲避轰炸。当第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炸响后，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，左权此时只要卧倒，便可避开致命的弹片。但他只顾指挥机要人员隐蔽，将个人安危全然置之度外。当第二颗炮弹落下时，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山垭口。37岁的左权，用生命践行了其“吃草”的革命信念。
战士们“吃两顿饭”
抗战期间，一天只“吃两顿饭”的艰苦生活，始终伴随着八路军将士。1938年12月1日，八路军总部下发通知：“各部于本日起改食两餐。”百团大战进入最激烈阶段，“有的部队在二十几个昼夜的战斗中，很少吃到一顿饱饭，没有睡过一宿足觉，有时一天只喝两次南瓜汤。有的战士一连负伤两次，仍然不下火线，有的民兵只背了两个南瓜，就跑来参战。”这些正值青春、最需营养的年轻人，普遍面黄肌瘦，却仍要日夜连续作战。尤为可贵的是，每逢灾荒，部队总将群众放在首位，口粮一减再减。
1943年8月1日，129师发出《关于为生产节食、渡过灾荒，迎接胜利的命令》：“从八月十五日起，即实行减发粮食。第一期：八至十月，战斗兵团每人每日发一斤五两，县区游击队一斤三两，后方机关一斤二两。第二期：十一月至明年三月，战斗兵团每人每日发一斤三两，县区基干游击队一斤一两，后方机关一斤。第三期：明年四月到麦收，战斗兵团每人每日发一斤，县区基干游击队十五两，后方机关十三两。”司令部“军人大会”决议：自8月1日起，每人每日再节约小米三两，菜金全部节约，完全由自己种菜解决。进入秋季，粮食供给愈发艰难，部队普遍以野菜代粮，终日以野菜粥果腹。正因为长期“吃两顿饭”，整个部队虽处于半饥饿状态，但他们依旧军纪严明，对群众秋毫无犯。
自1940年起，根据地逐步推行了生产自救、减租减息、精兵简政及整风运动等一系列举措。1943年1月25日，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，掀起了根据地再发展的高潮，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。刘伯承种南瓜，邓小平种白菜，仅有一条手臂的蔡树藩则带领政治部同志深入田间助耕劳动。指战员一手拿枪，一手拿锄，“敌人来了就打，打退敌人就生产”。战士们和群众还总结出80多种野生植物及其不同的食用方法，并采用“围歼”的战术来扑灭蝗虫，以战胜天灾、弥补粮食不足。与此同时，129师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商议，决定修建漳南大渠，把清漳河水引上太行山。边区政府拨出160余万元（冀钞）以工代赈，35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浇田，每年增产粮食70万斤。群众深情地称之为“救命渠”。
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，有力支持了持久抗战。129师非但未被天灾和日军所困，反而不断发展壮大，从最初的9000余人，发展为具有30万正规军和40万民兵的部队。邓小平在太行首届群英大会上指出：“太行山是这样穷的地方，不断受日军奸烧杀的摧残、奸细和国民党特务从内部的破坏，还连续遭到几年灾荒的袭击。可是，我们克服了多种困难，养活了这许多军队。……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！”这些食不果腹的将士，用血肉之躯和顽强斗志，战峰岭，跃平原，发起大小战役战斗3.1万多次，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，创建了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。
文章来源：《文史精华》2025年第12期
作 者：张献伟
责任编辑：刘迪 冯雅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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